启示一：适合的技术才是最好的

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一支来自利比里亚的团队，他们的技术方案和商业模式都不复杂，就是根据当地资源禀赋设计了一套“鱼菜共生”系统，在城市周边同时完成鱼类和蔬菜生产，再通过特许加盟的方式接入市场。正是由于从技术的边际效用上讲，这个作品通过集成创新带来了最佳的社会效益——保障了疫情之下若干西非城市的食物供给。

技术只有顺利导入一个地方性社会，从而带动增长与发展才具有社会价值；如果不具备这种适配性，再先进的技术也只具有实验室价值。最好的技术永远是与特定人群的生产能力、知识水平相适配的技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到，由于传统农民知识积累不足，使得现代物质要素通常很难直接导入传统的农业社会。舒尔茨为之开出的药方是向农民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现代物质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匹配。从现代化大幕开启直到今天，技术其实始终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不同的是，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升级，逐步为人力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匹配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场景和机制。通过互联网，技术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可以用最低的搜寻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对接。

启示二：数字平台深入农业创新创业的腹地

农创客大赛基于公共—私营合作伙伴关系，为广大新农人提供了很好的创新创业平台，组委会还将在赛事之后给予青年农人创客持续的支持，这样就能够打造一套可赋能的生态系统，从而不断促进数字平台与创新链的深度耦合。

这次大赛催生了一批新产品新模式。天府蜂谷团队的“数字化养蜂”项目聚焦当前蜂蜜行业中“蜂难养、蜜难卖—需求大、信任低”这一对市场矛盾，以数字智能蜂箱为突破口，尝试对蜂蜜产业链进行数字化、模块化改造。尽管项目的市场价值尚待检验，但作为一项产品创新已经意义非凡。

来自玻利维亚团队的“蔬菜盲盒”项目是一项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这项设计的初衷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营养平衡的健康膳食”。但目标不是依赖任何补贴，而是完全靠市场化的机制设计实现的。所谓“蔬菜盲盒”就是每个盒子里的搭配都是确定的，消费者只能选择某个“组合”来购买。这一机制的核心是通过锁定需求来锁定成本，以实现高性价比的食物配置。

这一系列创业创新活动中，平台是基础；正是有了平台的先期投入，才带来了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的丰厚回报。然而，未来发展中最容易被淘汰出局的也是平台。如果有了足够的资本支撑，任何产品创新、模式创新都可以独立于平台自我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平台只有进入到农业产业的腹地，根植于特定的产业土壤中才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启示三：数字技术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联合国粮农组织牵头举办这样一场活动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开启了数字技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新议题。从宏观上讲，未来全球农业科技创新一定要以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为依托。农业本身是多元化和在地化的，这一点与工业生产具有质的不同。然而，现代农业要求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标准化改造，在这一点上又必须符合工业生产规则。过去，上述工作只能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部完成，而有了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加持，使得超越于地理空间的农业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微观领域，数字农业能够让更多小农户分享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变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数字农业的兴起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加灵活的机制选择。此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拼多多等多方推动的“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中，有一支AI草莓种植团队，将数字技术引入滇池西岸一个村庄，实现了草莓种植中水肥配方、温室控制、植保防治的精确管理，有效带动了100多户小农户提质增收。

疫情之下，粮食和农业议题再次回到世界关切的中心地带，而数字技术则为全球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发展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援。如何让数字农业既在宏观上成为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一部分，又能在微观领域为社区支持计划不断赋能，是数字农业的先驱探索者最重要的使命。